为什么要做企业?赚钱!有些企业家在淘第一桶金之前发现答案可能是这个,后来自己很快就否定了自己,原因是原来所想解决的问题不管是房子、车子、旅游、面子都通过认真的努力和踏实的脚步解决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本公司现在在行业中处于什么位置,将来应该处于什么地位?该企业要向何处去?经过深思熟虑和左顾右盼之后发现,自己的企业也就是个地方诸侯——甚至在当地不名一文,在行业中的位置很靠后,对行业的影响微乎其微,甚至就是个小不点。

企业家的雄心、眼光、能力和市场竞争决定了该企业不愿也不能满足于现状,走出去——走出所在区域,稳健的迈向全国甚至走向国际市场;走上去——摆脱目前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局面,从行业中的不名一文到有头有脸,甚至位列三甲。假如我们只是浙江企业,要走出浙江,迈向华东,走向全国,迈进国际市场,但这只是走的范围或者说是走路的路标,并不是走的目的。为什么要走这一遭,可能越走越甜,前途光明;也可能又苦又累,甚至前功尽弃,答案可能会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环境,不同的行业和个人发展阶段而千奇百怪,但千奇百怪的答案只是表象,杂乱背后的脉络仍有章可循,冰面下的水仍然流向大海,企业经营还是有其终极指向的。

一名中国企业家理性的分析道:清教徒视世俗的职业为天职,殚精竭虑、持久不懈、有条不紊地劳动,这种伦理观造就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独特人格中优秀的一面:拥有钢铁般的意志、严肃刻板、讲求实效、严于律己。他们认为人的一生时光都应用来为上帝的荣耀服务,浪费时间是万恶之源;人要热爱工作,工作是上帝安排给人的任务;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神的意志,这样会促使人们将分散的精力集中起来进行精工细作,社会总财富也会增加;杜绝铺张浪费,崇尚俭朴之风。这些构成了西方企业家的基本特征,用一句话概括:拼命赚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对内GDP贡献过半,对外“中国制造”遍及全球,与此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家。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即从赚钱的角度来看,很多企业家都很成功。在“拼命赚钱,拼命省钱”这方面,他们做得很出色,但是在“拼命捐钱”这方面,似乎做得不多。一些企业或企业家进行慈善捐款,往往是响应政府部门的要求,或是带有明显的商业色彩,而非出于内心深处的善意。

这其实反映出,我们企业家的财富观停留在财富本身,目的仅仅是“拥有财富”、“实现自我”。这又进一步反映出,我们企业家缺乏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叩问、自省。面对这些问题时,中国的企业家很难作答:“我们生活、工作、奋斗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当人离开这个世界时,生命的意义何在?”

当我们面对另一种既有的,却常常被忽视的原则时便会发现,原来自己仅仅停留在此岸,而非彼岸。时间已经来到21世纪20年代,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灵魂在徘徊。正是在思考企业使命和个人价值的终极意义过程中,很自然地,我们会向一些国外的标杆企业和企业家学习。从那里我们看到,他们对于企业使命的思考是与西方传统文化、社会背景甚至宗教信仰一脉相承的,是一种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行为。新教伦理是西方企业家的精神源泉,那么,中国现代企业家的精神源泉在哪里?

中国企业家的精神渊源来自我们对这片孕育了几千年文明土地的热爱,用传统文化及伦理精神,着眼于市场需求,通过继承、吸取、创新、创造、创意、研发、生产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并用产品及服务与企业内外的群体交流,将优秀的品质在行业内外进行传承。简单说,产品、服务、企业和企业家本身仅仅是一个载体,通过企业的发展带给乡里、省内、区域、国内甚至国际消费者及其相关群体物质和精神层面有意义的愉悦和理念,用莫里·施瓦茨教授的话来讲就是把生命献给有意义的创造和爱,成为历史责任链中的一环。企业主需要自问,本公司除了承担一个企业正常的经济和社会责任(比如:解决就业,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地方稳定等)之外,能给消费者、公众以及行业内外带来什么价值,自己的行为有没有传承甚至推动优秀价值体系和理念的意义。

可能有人会问,要回答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吗?对此,我们要反问“难道不回答这些根本问题,却让消费者和广大员工不停满足企业主日益膨胀的私欲吗”。企业主没有这样的权利,员工和消费者当然也不必承担这样的义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通过合理的方式实现有意义的目的,用众智成大业,可谓顺天承运。

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我们发现,一旦我们的企业经营行为和这片土地的兴衰联系起来,并将根深深扎下去,该企业的茁壮成长,枝繁叶茂,开花结果就变成自然而然。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说:管理层必须为它所管理的机构指引方向,必须深入思考本机构的使命并为之制定目标,必须为实现本机构所必须做出的贡献而配置资源。他还说:管理既要承担社会责任,也要植根于文化之中。管理者还必须是一位“工匠”,管理者第一位的职责就是:推动它所服务的机构完成其使命和目标,即实现该机构存在的价值——而不论他是商品还是服务、学习或患者护理。但是,这样的职责还远远不够。每一机构都是为社会而存在的,并且存在于社区中。因此,任何机构都必然会产生各种影响,并进而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承担责任,必须深入思考他们所处社会的价值观念、信念和承诺,必须在完成其所在机构的特殊而有限的使命之外,承担起领导责任。相应地,这种责任又引发了一种新的重大挑战,并在管理方面和政治理论与实践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最困难的问题。而且,这已经成为一种事实。

我们当然必须直面现阶段中国民营企业所面对的文化、社会、经济、科技和法律环境:从极左思维中解放出来后短暂的畅快和长久的茫然,由计划经济快节奏转型为市场经济,一个农业古国快速实现工业化和互联网化,日益加快的城镇化步伐,信息化、网络化的迅速到来,打开国门后和国际市场的快速对接;当然还有对本国文化的逐渐陌生,许多人偶尔翻开书也看不懂外国学者视之为宝藏的“之、乎、者、也”能挣多少钱,忠、信、孝、悌、礼、仪、廉、耻离我们越来越远;法律的滞后甚至缺失,政府对民营企业有限的支持…….

诚然,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认真、守分、顺德去经营一家企业是异常困难的,有时候甚至是痛苦、无助而又挣扎的,挣扎于企业家梦想与现实生存环境的残酷;挣扎于顺道守法光明磊落的挣钱与不明不白获利的相悖;挣扎于是合理、合法的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的工匠还是觊觎优秀者之后的烧杀抢掠;挣扎于是通过合理竞争获得的冠军,还是通过明暗手段、勾结打压、踩扁竞争队友,让其永世不得翻身得到的草寇头衔。

星云大师在《宽心》中写道:记得过去有一部日本影片,内容描述孙悟空修行的过程。影片里唐三藏对孙悟空说:“你若要随我学道,必须天天站在同一个地方一百天;站过之后,跪在那里一百天;跪过以后,举起双手一百天;然后浸到水里一百天,身边烤火一百天……要经过这许许多多的考验,我才教你佛法”。孙悟空听了,就依照唐三藏所讲的话,一百天站着不动,一百天跪地不起,一百天高举双手,一百天浸在水里……经过了一个一百天、两个一百天、十个一百天……终于,孙悟空熬过了所有的一百天,这时,他也成道了。许多企业家,正因为没有经历孙悟空所历练这么多的一百天,才会禁不起、耐不住,被太多的理由、太重的我执、太多的欲望迷失了自己。如上述那许多的一百天,会训练我们的力量,加强我们的意志,但是又有多少人能耐得住呢?

企业家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应该认真思考本企业存在的意义,本公司的发展到底能为员工、消费者和公众带来什么?希望大量的企业主从痛苦挣扎到顺应大道,从左顾右盼之后的胡来到超脱而又现实的地走上正道;在艰难中保持理性,在纷繁中保持良知,在义利之辩前从容自在。

其实,很多企业主清醒地知道这条河迟早要清澈下来,不论一代人还是两代人,关键在于自己是不由自主地往河里扔垃圾使之越来越浊并浑水摸鱼,还是尽自己所能清淤除泥,让这条河渐流渐清,静静流淌在历史的长河中。

作者:赵玉明,北大纵横合伙人